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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上广没有诗歌,民宿里没有面包,开民宿的年轻人亏惨了

文/小王子

编/陈纪英

自从去年6月开了民宿,阿娇觉得自己被捶打得有点魔怔了——从不拜佛的她,在元旦前后,一路从北京拜到了厦门和黄山。

“人生无常,北京疫情的三次爆发和政策的双重影响,让本就飘摇的民宿雪上加霜”,虽然北京出台的监管政策,目前只对首都核心区小区的民宿发出了禁令,但她担心政策一旦继续收紧,波及到四合院民宿,40多万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。

12月10日在美上市的爱彼迎(Airbnb),首日股价上涨逾一倍,公司市值一度迈过千亿美元大关,总市值一度相当于两个万豪国际、将近三个希尔顿酒店。

但在爱彼迎等平台开民宿的多数年轻人,却亏惨了。

他们或职场压力如山,身心俱疲,渴望逃脱996的压力,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,体验山间伐竹剜笋,江边静候春潮;或是渴望借势互联网短租的东风,从火热民宿市场分得一杯羹。

然而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疫情的反复,监管的趋紧,让民宿人的日子越发难过。对于大多数民宿主来说,浪漫的梦想可以暂时搁置一旁,活下去保住饭碗成了更为现实的需求。

逃离996,从大厂辞职开民宿

不管是冲动而为,还是谋划已久,年轻人开民宿的初衷不尽相同。

手握名校光环,原厂华为,8年阿里,木木原本有着光鲜的职业经理头衔,但是,历经十数款产品的迭代与流转,长期996的高压和疲惫,不愿再忍受的木木,终于决定辞职。

民宿是木木抽离职场的首选。

前几年,她把耳熟能详的头部民宿住了个遍。晨起闻鸡鸣,初阳滟如波,山间薄雾散,露水点新泥,悠然见南山,安静的田园生活,神经一直紧绷着的木木,到了民宿就放松了下来,经常一起游玩的驴友们也热心鼓动她一起开民宿。

在杭州,木木撞见一栋旧楼,秋日桂花盛开的香气迎面扑来,如同天选之地,拿下它只在一念之间。

她开始憧憬以后惬意的生活,心情也跟夏天的荷花一样,盛开得灿烂夺目,“我终于要实现闲来无事,泡泡茶喝喝酒,跟天南地北的红男绿女们扯扯淡,躺在房顶看繁星满天的梦想了”,木木告诉《财经故事荟》。

线上操作,异地收益,人在福建的小凡,也启动了民宿之旅。这是套位于新疆边疆小城的一居室,精装之后,就长期无人住,空着可惜,又不舍得长租,思来想去,做民宿是最好的选择。

人在北京的阿娇原本在某互联网公司担任品牌公关,受疫情影响,她失业了,东奔西走,也没找到满意的工作,因在某平台出租短租房曾尝到过甜头,她毅然决定全职做民宿。

有个数据也一度让阿娇备受鼓舞——中国在线短租用户规模已从2016年的4000万人,激增到2019年的2.3亿人。

阿娇对未来充满憧憬,“体验自由的生活方式,再也不用打卡加班,也能说走就走,满足自己的旅游梦”。

今年6月,她租下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座四合院,想趁疫情之后人们的“报复性消费”,大赚一笔。

从996变007,要做民宿劝退员,住客偷喝酒惹麻烦

梦想固然美好,现实却囧况百出。

现实是手,年轻民宿人的梦想就是一张大饼脸,打脸的痛楚一次次迎面袭来——原来开民宿一点不浪漫不轻松,还有一堆麻烦。

“一入民宿深似海”,当上民宿掌柜后,木木的日常生活变得兵荒马乱。

2017 年末开始筹建,2018 年初动工,年底 11 月开业,前后一年多,木木慨然而叹,“坑太多了”。

此前,她连一间公寓都没装修过,忽然要独面装修、资质审批等等繁琐流程,此中艰辛,不一而足。

一路走下来,木木仿佛经历了一次涅槃,戏称自己如今兼职“冲动开民宿劝退员”。

在民宿里,诗意栖居的是房客,换灯泡、捅马桶、修水电、写文案、做营销,是木木的日常。

当然,她也动过请师傅上门三分钟搞定的心思,但在咨询过费用后,木木沉默良久,然后自己掂起了锤子、电笔、锤子等“作案工具”。

更麻烦的是应付各种检查,算各种细账,税务和发票也都得自己走,否则落得一个偷税漏税,还得把自己给搭进去。

各种琐事把木木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,“以前是996,现在是007”。

偶尔,她甚至有那么一点怀疑,在大厂工作的日子,至少不用一个人操心到怀疑人生,期许的自由时间和自主空间更是遥不可及。

线上预订,自主入住退房的模式看似省事,却也麻烦不断,房客素质是不小的考验。弄脏床单一声不吭地离开、预约时登记一人却入住两人等意外,经常出现在阿娇的民宿里。

更有甚者,有位房客定了一间房,却呼朋引伴把所有房间都住满,还不打招呼偷喝了价值数百元的进口红酒。

最初,阿娇希望通过平台解决此事,以挽回些损失,然而几经沟通,平台没有为她“做主”。

“个人民宿经营者,在与房客、平台博弈时,始终处于弱势地位,民宿要是违约,要付违约金,遭遇不可抗力时,平台的安心退政策可以让顾客免责,但这部分损失全由民宿主承担。”阿娇向《《财经故事荟》抱怨。

她小心翼翼地遵循着平台的规则,耐心周到地服务着住客,但总能遇到牛鬼神蛇的房客,提出许多千奇百怪的需求。

一旦服务稍有差池,住客小手一抖,几个差评下来,阿娇就受不了。她曾经计算过,一个差评,大约得花费10倍的成本才有可能把评分重新拉回来。

这还不算,若遇到举办生日会、开Pary办沙龙的住客,弹着吉他飙高音,不熬到凌晨不尽兴,吵闹得胡同里的邻居们不安生,阿娇就惨了。

通常第二天,民警就会主动上门,并送上一纸罚款,若赶上风口浪尖要抓典型,停业整顿也是有可能的。

阿娇直言自己“太难了,做民宿主比当打工人难多了”。

大海的民宿位于浙江乌镇,2017年入手时,他投入了130万,两年后基本收回了成本,算是比较成功。

然而周边民宿林立,竞争激烈异常,旁边的经营者换了一波又一波,大海也战战兢兢,生怕自己扛不下去。

个体经营者营销能力通常有限,大海的生存之道是打造特色,但服务上去了,环境提升了,运营成本也大幅提高了。

大海很是焦虑的告诉《财经故事荟》,“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,民宿行业的整体入住率是下滑的,只有成都和西安是上升的,今年疫情让情况更糟糕。尤其是行业内独立经营、小规模的民宿,日子更难过。”

拓展业务范围、延长业务链是很多民宿品牌突围脱困的经营策略,打造亲子、禅修、艺术、文化等特色,利用民宿引流,售卖增值产品,甚至开启To B板块,提供民宿设计、运营培训等服务,但这些都是个体民宿经营者难以效仿的。

疫情冲击波:6家民宿关了3家,我快撑不下去了

用惨不忍睹形容疫情期间的民宿市场,一点不过分。

租金、装修费等都算上,阿娇前后投入了40多万元,到了6月中旬,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开业之际,却赶上了北京新发地疫情。这直接导致7月份爱彼迎、小猪等各个平台关闭了预定。

好不容易等到10月旺季,然而,国庆节之后,阿娇的民宿入住率又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,“可能有能力出来玩的早出来玩了,剩下的都是报复性存钱的,疫情收入下降,不敢旅游了”,阿娇如此判断。

为了吸引房客,阿娇不得不再次下调房价,“今年的定价一直都是往年的一半,十月之后又降了一些”。

各大平台上的营销活动搞得热火朝天,阿娇也没少参加,但成效甚微,每月收入仅够支付房租,“如果一直如此,勉强能撑到明年春天吧。”

元旦过后,为了节省开支,阿娇甚至退租了自己的住房,搬进了四合院民宿,“反正也没客人,就当自己住民宿散心吧”,阿娇半是无奈半是自嘲。

天津老城区的一家民宿门前,唐唐挂上了“转让”的牌子,这是她在天津打造的第一家民宿。

其实,她心里清楚,如今很难找到人接手。

从2016年入场至今,唐唐在天津累计开办了6家民宿,本来准备2020年再扩张几家,但疫情打破了计划,如今,她的6家民宿中,3家濒临倒闭,“快撑不下去了”。

现在,她很是后悔去年年初低估了疫情,没有早做打算,“2月觉得3月疫情会过去,3月觉得不要耽误清明就好,到了5月基本就是半放弃了,都没能开业。”

熬到5月底,可以营业的通知姗姗来迟,虽然唐唐主动降低了房价,但入住率也仅有去年的30%。

到了期盼已久的“十一”黄金周,尽管房价依然大幅降价,唐唐民宿的入住率也只有往年的一半。

最让唐唐焦虑的不是没有订单,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。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过去?是该赶紧关店止损还是再撑撑等待反弹回血?一连串的问号萦绕着她,却找不到一个正确答案。

反复的疫情就像地鼠一样,这边打下去,那边又蹦出来,随着元旦之后疫情的严重化趋势,春节期间的民宿,大概率也难迎来反弹,

“数据显示,目前恢复较好的川渝、江浙地区,入住率也只能达到往年同期的50%,北方城市能达到30%就不错了。”小猪民宿人士曾告诉媒体。

监管趋紧:北京核心区民宿关停倒计时?

疫情还没结束,监管大刀已经迎头砍下。

去年12月底,北京市住建委、北京市公安局等四部门印发了《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。

该《通知》被行业内称为针对城市民宿的“最严监管”。《通知》明确规定,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禁止经营短租住房。

在北京其他区域经营短租住房的,要符合多项条件:符合本小区管理规约,无管理规约的应当取得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或取得本楼栋内其他业主的书面同意;取得出租住房业主的书面同意;等等。

看到这则《通知》,阿娇所在的民宿微信群里有人觉得轻松了,有人却更担忧了。

一旦上述通知严格执行,到了今年2月1日,东城、西城等核心区的小区内民宿将被集体关停。

而在《通知》出台之前,北京的民宿一直处于灰色地带——看似无法可依,但禁区很多。

阿娇时常被派出所民警警告,不能打扰周围居民,一旦被投诉,就得停业。

如今,监管靴子终于落地,阿娇的忧虑并没有完全打消。

目前,按照《北京日报》的解读,《通知》里所指的短租住房限定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有物业管理的居住小区,乡村民宿和城市四合院并不包含在此范围内。

但也有四合院民宿老板听到风声,核心区的四合院民宿政策可能也要收紧,“你们先做好心理准备”。

而阿娇的四合院民宿就位于二环内,累计投入的40多万元尚未回本,她担心政策会继续收紧。

对于后续政策有所担心的四合院民宿主们,正打算联合起来,向主管部门申请放宽政策,希望政府能够鼓励核心区开办四合院民宿,“过去几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,四合院开精品民宿是妥善保护四合院,有效降低人口密度,整治胡同环境的一条有效途径,如果只是担心治安问题,我们遵循其他区域的安全保障措施。”

小凡的经历更糟心。他人不在新疆,所以一切全凭房客自觉,但不靠谱的房客,常常导致他的民宿“闯红灯”。

2019年国庆期间,小凡的民宿接待了一个祖孙三代家庭,老人与小孩在阳台玩耍时,因风吹动导致阳台门突然锁闭,被困在阳台上。

房客无奈去找物业帮忙,非但未能解决问题,还引来了民警,声称要查封小凡的民宿,原因是无证经营。

小凡接到电话就怒了,“民宿怎么就不合法了?我开业之前你们是审核过的,并未说违法,而且当地政府也是鼓励民宿的!”

但民警却明确告诉他:“民宿拿到资质非常难,要参照酒店的要求办理,你家这样的基本办不下来。”

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小凡缴纳200块钱罚款。民警还警告小凡,如果再被发现开民宿,就直接行政拘留,“我现在还是考虑下长租给固定访客吧”,小凡后来放弃了民宿梦。

无论是政策的不明确,还是政策的突然收紧,都让民宿经营者焦虑重重。

“政策没下来时,盼着政策出台,这样咱们才算有个合法身份,现在政策出来,也没有完全放心”,民宿经营者鸳鸯向《财经故事荟》诉苦,“感觉自己像蒙着眼拉磨的骡子,两眼一抹黑。”

关于未来,去留两难的囚徒困境

如今,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,民俗市场到底何时回暖?下一步到底何去何从?多数民宿人心里没底,纠结异常。

疫情和政策的双重打击,也没有把阿娇打趴下,她不是悲观的人,“肯定会越来越好的”。

如果明年春天旅游市场回升,如果民宿政策有所松动,她的民宿梦就能坚持下去。

等一切变好,阿娇准备扩大规模,把投资重点转向她比较看好、政策也相对宽松的京郊民宿。

大海则没有这么乐观,“看看能否熬过明年吧,我觉得疫情两三年可能都好不了,假如明年仍无起色,只能转让,如果转让没人接手,就只能倒闭了。”

“95%的民宿都赚不到钱,到今年才知道,我原来也不是5%的例外,民宿的抗风险能力太差了”。

而唐唐的最高目标则是“扛下来,活下去,“维持好剩下的3家民宿,平安度过寒冬,等待春天的到来。”

无数年轻人憧憬着诗歌和远方,一头扎入民宿的深海,但最终他们发现,大多数民宿里,不但没有诗歌和远方,甚至连面包和粮食也不充足。

“开民宿只有两天开心,开业的第一天和成功转手的那一天,其他时候都想上吊”,唐唐说,“开民宿的年轻人,大部分都有一部血泪史”。(文中民宿从业者皆为化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