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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卷的银行人开始逃离:行长降薪七成,菜场发传单,基层升职难

采写/何人斯

编辑/一然、陈纪英

还记得郑州那场暴雨吗?

两位郑州某银行实习生冲进暴雨急流,救了五个人。

刚在银行实习10天的他们,被银行破格录取为正式员工。

在一众叫好声外,也有不少质疑,“在银行工作,这算是报恩吗?”,“银行可不同以往了,转正了也没啥可庆祝的。”

“质疑的都是懂行的业内人士”,去年离职的前银行人尹华笑得意味深长,“从城商行、到股份行,到国有大行,一水儿的卷”。

今年上半年,四大国有银行从业人数减少了22355人(不包括劳务派遣)。其中,宇宙行工行人数从去年年底的44万减少到43万,中国农业银行从45.9万减少到45.4万,中国银行从30.9万减少到30.5万人,中国建设银行员工从34.96万减少到34.55万人;其他银行亦不例外。

员工缩水,既有银行的主动优化瘦身,也有银行人的主动逃离。

“金饭碗已经没有含金量了”,心生去意的不止尹华,接受《财经故事荟》采访的几位前任、现任银行从业人员,曾享受了银行业大爆发的红利,也亲历了红利不再的失落。

某地方商业银行支行副行长,在工作高压中陷入抑郁,裸辞创业亏损几十万,至今不后悔离开;工作了11年的前银行分行高管,第四次跳槽,年薪从60万降到20万,没了成就感,也不敢躺平,如今去留两难;95后国有银行运营经理骑驴找马,各种考证,为离职做准备;出身银行世家的银行二代,头也不回离开了银行,“觉得当初辞职辞晚了”。

十年薪水未涨,被迫扫街发传单,裸辞创业亏掉几十万不后悔

尹华 女 85后 某地方性商业银行前支行副行长

尹华辞职那天,恰好赶上支行十周年行庆。

接过辞职信的支行行长并没有太惊讶,毕竟开业时的老员工都已陆续离职,尹华是第23个,也是最后一个。

场面上的挽留客套又敷衍,仅仅持续了几十秒,就匆匆告结,“现在银行不好进,你要认真考虑下”。

要不要离职,其实尹华已经考虑了好久。

“银行行长、金融精英”,这些职业标签,曾是她带给父母的荣耀, 也曾给了她优渥的生活。如今,30多岁要换个赛道从零开始,人生之艰,可想而知。

然而,递交辞职信那一刻,尹华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却远大于对未来的忐忑。

2011年,尹华在两千多人的竞聘大军中拔得头筹,顺利进入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,在新成立的一级支行担任客户经理。

通过半年的考核,尹华成为正式员工。此时,她的月薪已过万,当时所在城市的商品房,均价也就5000元/平方米,当地普通白领的月薪,也就四五千左右,尹华感觉未来一片光明。

那也是银行工作最为吃香的时候,与尹华同期入职的同事兼闺蜜于琳,后来私下透露,艺术专业的她,并不符合银行的招聘要求,是做生意的父亲,通过银行领导暗箱操作,花费20W打点后,以“资源型客户经理”的定位,成功端上了银行的“金饭碗”。

银行内部,一般都把直系亲属中有银行从业者的(拥有一定的客户量)、亲属中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(最好分管财务工作)、亲属中有在银行所在辖区政府任职高官的这三类员工,默认为“资源型”员工。

听闻于琳的秘密,一方面,让尹华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含金量,另一方面,不平感也陡然而生。

尹华同事中,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,家里和当地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关系很铁。

通过她的关系,这家上市公司在银行开设对公账户,常年趴着上亿元存款,大姐享受了不用上班的特殊待遇,收入、福利与其他客户经理不相上下。

这让信奉个人奋斗的尹华,多少有些不满。

管理文化的不认同,一度被升职给掩盖了,但是,当行业增长放缓甚至停滞,当升职和加薪都已无望,不满和失望就会彻底暴露。

2015年除夕前一天,行长把员工陆续叫到办公室分发年终奖金,等待尹华的却是当头一棒。

“XXX公司的500万元不良贷款,按照总行的罚款明细,要从经办人的年终奖金里面扣,你的奖金罚没了。”行长的语气没有一丝温度。

忙碌一整年,却因第一笔不良贷款颗粒无收,尹华沮丧万分。

但那时的她并没有意识到,职场真正的滑铁卢即将来临。

随着经济增长放缓,以及互联网金融凶猛入侵,银行业受到冲击,贷款业务开展得举步维艰,曾经客户络绎不绝,后来变得门可罗雀。

尹华无可奈何,“柜台高峰期每天叫号高达200号,后来每天最多只有60号”。

不良率高企的问题也开始暴露,“2015年我们支行报表上的不良率高达25%以上,但我心里知道,真实的不良率更加触目惊心,为了不影响整体考核,行里选择了暂不上报”。

不良贷款对银行利润影响很大,尹华所在的银行被迫调整了业务结构,开始以存款业务为主,同时向零售业务转型。

在那之后,尹华每天早上7点到11点,都要去菜市场发小传单揽储,每次都会遇到其他银行的员工。

一次发小传单时,被妈妈的闺蜜看见了。隔天,小区的三姑六婆就在议论,谁谁家女儿在菜场当推销员,银行落魄了。

酒桌上拉客户,也成了必备技能。

有一次,行里宴请区里掌握拆迁款的领导。

这位领导好酒,对于尹华等人的推脱很是不满,“你这个行长怎么当的,下面的员工个个喝酒畏畏缩缩,好好跟XX银行学学”。

被数落的行长立刻要求尹华和同事,将三两装的白酒一口干掉。

“当晚同事们都喝醉了,我还到医院打了点滴”。而一位女同事因拒绝陪酒,隔天在行里的大会上被批评缺乏大局观。

高压工作下,越来越多的同期员工陆续离职。

还在坚持的尹华,2017年被提拔为副行长,负责网点迁址工作。在超高压状态下,刚怀孕的尹华出现了流产先兆。住院保胎第三天,领导便打电话催促返岗,最终导致了胎儿停育,这让尹华和老公伤心不已。

让尹华更为寒心的是,备孕期间,领导就开始培养可以取代她的后备人员,“因为业务难做了,所以每个人的KPI考核都是高压状况,行里觉得我备孕会耽误工作,所以就想换了我”。

不再增长的薪水,难以上升的职务,随时被替代的不安,从“甲方”到“乙方”的落差,都让尹华陷入抑郁状态,常常在半夜三四点惊醒后,就再也无法入睡,

2020年初,尹华选择了裸辞。离职时,她的月薪只有1.5W,和2012年正式入职的月薪不相上下,此时,当地房价已经升至20000元/平方米。

离职后,尹华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,虽受疫情影响,两年亏损了几十万,但她从没后悔过离职决定。

今年,闲下来的尹华,打算和老公要一个宝宝。

工作11年,年薪从60万降到20万,如今去留两为难

高杰 男 36岁 某地方性商业银行支行行长

从业11年,高杰总共跳槽四次。前三次一路涨薪,而第四次跳槽,年薪从60万直降到20万,但这是他的主动选择,“干不动了,保命要紧,之前的工作压力太大了”。

高杰的上一个东家是某上市股份制银行,他担任分行营销部总经理一职,离职前年薪达到60W+。令人羡慕的收入背后,是常人无法承受的KPI。

连续三年,他几乎都是每晚11点之后回家。妻子也是银行人,高杰收入可观,就说服她从银行辞职,做了全职太太。

最初,高杰的繁忙换来了升职和加薪。但最近两年,忙碌没减少,加薪却无望,被迫“丧偶式育儿”的妻子,抱怨越来越多。

去年12月,冷风凛凛,半夜1点钟,终于结束了应酬的高杰,拖着疲惫的身体挨个将客户送到家后,才发现漏接了妻子的十几个未接电话。

原来孩子突发高烧,而在茶座包厢里手机调成静音的他,此时正与客户相谈甚欢。

高杰内心满是愧疚,为了缓和夫妻关系,他随后安排了高档西餐厅的烛光晚餐。好巧不巧,第二天,一个重要的客户需要发放贷款,整个晚餐期间,高杰不断接打客户、下属、上司的电话,反复确认沟通第二天的放款事宜,这让妻子十分扫兴。

一次又一次的晚归和家庭责任的缺席中,夫妻感情出现裂痕,最终妻子选择了离婚。

更悲催的是,因为长期处在高强度的工作中,高杰患上了高血压,每天谈业务接打电话次数太多,还患上了中耳炎并伴有耳鸣。

其实,像高杰一样,处于亚健康的银行人不在少数,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十大重度亚健康TOP5行业中,金融业赫然在目。

生病之后,高杰意识到,必须将身体放在第一位,与此同时,他经常自我怀疑,工作太忙,导致妻离子散,意义何在?!

为了有时间陪伴孩子,2020年初,高杰第四次跳槽,选择了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,担任分管业务的行长,工作压力降低了不少,背负的KPI考核,也远远低于前东家,为此,他甚至愿意接受降薪——年薪从60万降到20万。

尽管薪水大幅下降,但被上市银行锤炼过来的高杰,最初工作起来游刃有余,他整个人放松了不少。

但高杰没想到,降薪换来的舒适圈,没有持续很久。

2020年,受到疫情影响,高杰所在的银行响应国家政策,大力发展普惠金融,但该银行IT系统和风控系统偏弱,一线业务人员和中后台风控人员,存在较大分歧,内部沟通不畅,互相扯皮是常事儿。

作为分管行长,高杰初来乍到,就要疲于应对内部部门冲突,而IT系统的提升和风控能力的进化又非一日之功,他积攒多年的能力值,在这个小银行也无处释放。再一次,他被疲惫和无奈捆扎得透不过气来。

“银行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低,这是大环境的问题,这份职业没有了成就感,想躺平,但又没那个条件,在这个二线城市,也找不到其他合适工作”,如今的高杰纠结不已。

高杰的困惑并非孤例,微博有个超话是“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嘛”,阅读量达到6440.3万,讨论3.5万。

有网友戏称银行同行为“狱友”;还有网友吐槽“对电话和微信产生了深深的恐惧,“手机一响就是报表、审批、搞资料,一个比一个急,每个都是催”;“工作本身并不辛苦,辛苦的是内部沟通,扯皮、推诿,无休止的内斗……..”

一条条吐槽代表着不同的情绪,也侧面反映了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,银行从业人员的去留两难。

毕业五年未成长,“金饭碗”守之无味,弃之可惜

佩儿 女 90后 某国有银行支行运营部职员

佩儿是90后,生性洒脱的她,在工作中经常要强忍委屈。

2018年春节前夕,一位身为VIP客户的中年男士,办理大额转账业务,需要等待佩儿授权。正在忙着为VIP们发放礼品的佩儿,动作稍微慢了些,男客户便大发雷霆,爆了粗口。

大庭广众之下遭受辱骂,佩儿委屈又气愤,可为了减少影响,她不得不走出柜台,在众目睽睽之下,向客户三鞠躬,并连说三次“对不起”。

整个过程,佩儿都强忍泪水。

类似的遭遇,佩儿经常会碰到,但她每一次都忍住了辩白的冲动——既违反规定,也会遭遇处罚,“其实,我们就是个服务员”,佩儿自嘲。

工作中多次受到委屈后,佩儿长期内心郁结,她加入了一个读书会,经常参加线下沙龙,听听别人的故事,让情绪得到疏解。

而无望的升职加薪,则让佩儿看不到未来。

“没进银行之前,充满了向往,以为银行就代表着稳定、高薪、体面,进入银行以后才发现,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高大上。现在有人问我在哪工作,我都不好意思说在银行上班”,佩儿很是失落。

大学期间主修会计专业的佩儿,刚毕业进入银行时,在同学中属于绝对的高收入群体。

从国有银行的营业厅柜员,到运营部职员,她努力了五年,如今年薪刚刚达到10万元,“每年的涨薪,也就勉强追得上通货膨胀”,在这个城市,非私营单位在职员工2020年的平均年薪为89464元,“银行工作已经不算是高薪了”。

相比起佩儿,她的大多数同学,不少选择去企业当会计,“越老越吃香,收入直线上升,我现在属于同学中的低收入群体了”。

与此同时,佩儿等银行基层员工,还担心被优化被替代。

随着银行在线化程度提升,银行网点开始大瘦身,柜台工作也被替代——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,2020年多家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柜面交易替代率已经超过90%,部分银行甚至超过95%。

即便如此,虽然失望积累得越来越多,她却一度不敢轻易跳槽,“五年没有成长,缺乏核心竞争力,即便跳槽也未必能够胜任。”

与很多互联网公司鼓励员工内部转岗不同,在银行,“你的位置大部分是固定的,就像流水线工人”。

也有很多银行人主动离开——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,工作五年内依然留在银行业的从业人员,比例不超过70%。

就如同一个围城,里面的人浩浩荡荡离开,外面的人又拼命往里挤,如今银行业一旦招聘,竞聘者还是络绎不绝。

据佩儿了解,另一家国有银行,网申对学历要求不低,笔试的通过率仅在10%左右,进入面试环节,录取率在1:3左右,“不知道他们来了会不会失望呢?!”

今年,佩儿终于下定了跳槽的决心,“只有离开,才能突破瓶颈期。”

为此,她甚至联系了职业规划师,在对方的建议下,根据爱好、性格等,报考了心理咨询师、人力资源管理师证书,为跳槽做准备。

银行离职跳槽到地方城投,我终于从“乙方”变为了“甲方”

邱宇 男 33岁 某城商行前客户经理

出身于银行世家的邱宇,一度对银行工作充满向往。

他的父亲是某国有大行老员工,“我小学时,父亲就是支行行长了,连老师都特别关照我”。

当时,邱宇家是同学中最先有小轿车的。每次妈妈开着丰田轿车来学校接送邱宇,同学都投来羡慕的目光,在上世纪90年代,城市里的私家车并不多。而优渥的家庭条件,都来源于父亲的高薪。

前几年,从美国留学回国后,邱宇没犹豫,子承父业,也进入了银行业。

最初,父亲建议他去国有大行,但邱宇拒绝了,他选择了一家城商行。

“不选择国有大行理由很简单,待遇没有商业银行好,国有大行的红利在我父亲那一代”。在邱宇所在的某不发达省份省会城市,当地国有银行新员工的月薪在6K左右,而商业银行新员工月薪则在15K左右,差距明显。

银行业的薪酬差距持续已久,一方面国有大行员工数量多,网点比较下沉,而且覆盖中西部地区,拉低了平均工资。A股上市银行2021年半年报披露,四大国有银行平均月薪都在2.5W以下,不及招商银行、平安银行的一半。

入职前,这家城商行对邱宇的承诺年薪是30万左右,他很满意。然而入职后,邱宇才发现,这个承诺从没兑现过。

刚入职时,靠着父亲介绍来的老关系,邱宇并不缺客户,“但业务经常无法落地,谈好的客户又跑了,很是懊恼。”

在父亲的牵线下,邱宇曾顶着烈日一次次前往客户公司,介绍信贷优惠政策等。

客户卖父亲面子,也看中了邱宇的认真,大多愿意选择邱宇所在银行作为结算行——当然,投桃报李,在客户资金紧张时,邱宇也应该尽快给客户办理贷款授信。

但邱宇却发现,银行手续过于繁琐、流程不畅,经常招致客户抱怨。

有一次,某个客户急需贷款,但发放金额超出了分行权限,邱宇需要带着分行四位领导签署的审批表,连夜赶往千里之外的总行办理贷款指令。

到了才发现,总行一周前重新下发了新的审批表模板,由于中后台信息系统不通畅,分行模版尚未更新,邱宇用的老版本,总行拒绝审批。

“我跑了一千里地,就差那一张纸,能甘心吗?!”与总行沟通无果后,邱宇重新返回分行,打印了新版本的审批表。

繁琐的流程重新走一遍,出账通知书终于姗姗来迟,客户急催贷款,可经办人邱宇还在回分行的动车上,无法及时办结贷款,他只好不停道歉。

“加班苦不算啥,做无用功真得心累”,这样的奔波,于邱宇是常态。

邱宇的遭遇也非个例。他的同行大伟也未能幸免,大伟在另一家地方商业担任支行行长,此前,该支行拥有300万元的贷款权限,由于银行不良率走高,贷款权限已经全部被总行上收,每次要批贷款,都要开车到分行报批,效率低下,客户抱怨连连。

彼时,受累于繁琐流程的邱宇,很是羡慕互联网金融公司,“同样是贷款业务,某家互联网金融巨头,最高可贷1000万元,几分钟审批完,还能随借随还,直接吊打了银行,我们怎么和人家竞争?!”

工作劳心劳力,而入职时承诺的30W年薪,实际发到手里仅有15w,领导给出的解释是“任务没有达标”,邱宇心里犯嘀咕,“这能怪我吗?流程繁琐,等不起的客户都跑了!”

到了2019年底,邱宇选择了离职。了解他遭遇的父亲,意外支持了他的决定。

如今,他在国有投资集团担任投行经理,“工作压力小了很多,也很轻松,而且考核目标相对单一,收入也提升了了一些”,邱宇至今觉得,辞职是个正确决定。

离职之后,过去银行的领导,对邱宇反而更为热情了——如今邱宇负责的项目,不少都是政府的投融资建设项目,手中握有大把区县政府以及企业客户资源,“都想让我给他们介绍客户”,邱宇有些啼笑皆非,“我现在变成前领导的‘甲方’了”。(文中受访对象皆为化名。)